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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筑正义的堤坝
作者: 白中林
  

  在司法史上,通常产生重要影响的案件,要么是确证已有法律制度设置的必要性,要么是开创了新的法律制度内容。
  辛普森案件毫无疑问属于前者,因为它以超豪华的律师阵容,赢得了让美国民众惊诧的诉讼。它再次确证了正当程序的必要性;而水牛湾矿难案则属于后者,通过斯特恩律师等人的努力,精神损害赔偿最终在美国人为灾难的侵权之诉中得以确立,而且基于水牛湾案件的影响,美国心理协会在其《精神疾病诊断与数据指南》中增加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
  水牛湾案原告代理律师斯特恩很快就以整个诉讼为内容,写出了《正义永不决堤》一书。20多年来,该书一直是美国法学院的必读书目。

 

  这本书远比国内法律人所推崇的《傲骨贤妻》《律师风云》等律政剧精彩,因为后者截取的是诉讼中的片段,而前者则是不遗漏任何一个细节的诉讼实战。而且,对当前加强环境立法的中国而言,本书尽管姗姗来迟,但又是那么及时。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水牛湾案,是1972年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地区发生的巨大矿难引发的一场诉讼。该矿难摧毁了一个完整的社区,造成了125人死亡,2000多人无家可归。当然受损害者都是弱势群体,造成矿难的则是掌控当地经济命脉的大公司。最终,华盛顿的律师斯特恩——这个深受美国民权运动影响的青年律师,帮助灾民讨回了公道。
  水牛湾案的发生地,对不少乐迷而言是不陌生的,这就是美国乡村歌手约翰·丹佛在《乡村路带我回家》中所歌唱的地方:西弗吉尼亚。但是,在水牛湾惨案中,天堂一夜之间成了地狱。
  从法律的实际运作来看,在矿难发生后,造成矿难的布法罗公司马上组织登记赔偿事宜,而受害者则选举领头人来与布法罗公司进行法律战。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句中国俗语的真谛,同样体现在水牛湾案原告律师的选择中。他们认为西弗吉尼亚州已经被矿业公司操控,必须从纽约、华盛顿这样的大都市寻找“一家这些公司恐吓不了,也收买不了的律师事务所”。
  应该说,水牛湾案的原告们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他们求助的是华盛顿阿诺德波特律师事务所。正巧,斯特恩律师刚加盟这家律所不久。
  斯特恩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从法学院毕业后去了肯尼迪政府的司法部从事民权工作,在肯尼迪遇刺后离开司法部加入了阿诺德波特律师事务所。然而,律师事务所的工作难以满足斯特恩的理想,所以他开始从日常的律师工作中寻找意义,以为弱小势力而战来安慰自己。
  此时,水牛湾案对斯特恩来说恰如其时地到来了。他积极推动阿诺德波特律师事务所以风险代理的形式进行公益之诉。
  斯特恩代表的律师事务所介入水牛湾案件后,采取的思路也是“外来和尚”式的。斯特恩决定避开西弗吉尼亚州法院,寻找新的突破口——争取在联邦法院立案。这样才能摆脱地方政府与矿业公司的利益纠葛。
 
  找到案件突破口
  就水牛湾案而言,在实现正义的法律之路上,先后涉及到“追逐救护车”“揭开公司面纱”“生还者症候”“交叉询问的艺术”及“福勒牙刷技巧”等。斯特恩心细如发、脚踏实地。他想到自己作为外来者会受到本地律师的抵制。所以,他第一时间拜访了当地的律师和检察官了解情况。果然,随后本地的律师协会就要调查斯特恩的“追逐救护车”行为。
  “追逐救护车”行为,指律师紧随救护车的警笛声,冲到交通事故现场,怂恿慌乱的受害人聘请其为律师。该行为是违法律师职业道德的。好在斯特恩早有准备,引用最高法院的判例说明,其律所接受矿难幸存委员会的求救邀请不属于“追逐救护车”的行为。
  斯特恩的诉讼策略关键的一步在于,通过“揭开公司面纱”直接起诉布法罗公司的唯一股东——不在西弗吉尼亚州的皮茨顿公司。只有这样,才能把案件打到联邦法院和获得高额赔偿。
  斯特恩全面收集证据,谨慎和熟练地运用交叉询问的技巧,揭开了皮茨顿公司的面纱。同时,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生还者症候”来为水牛湾惨案的原告争取精神损害赔偿。
  最终,斯特恩的律师团队赢得1350万美元的赔偿。他不仅实现了为水牛湾惨案原告们寻求的正义,也在美国司法史上留下了制度性的影响。以至于“9·11事件”后,《华盛顿日报》专门派记者再回水牛湾,写出了《小溪流如何帮助纽约走出悲剧阴影——30年前的水牛湾洪灾揭露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作为头版报道。
 
  正义女神的眷顾
  斯特恩代理的水牛湾案为原告获取了正义,同时,斯特恩的这本书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本书问世之时,《纽约时报》评论道:这是一部及时又震撼人心的力作,“该书可能会成为接下来十年里必将上演的一系列政治和法律问题的一个预警”。
  在20多年后再版时,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之作序,也提到,这本书向我们揭示“如果法律系统向每个人开放,法官务实而清明,律师们也愿意以免费或低收费的标准接受疑难案件的话,这个法律系统就是行之有效的”。
  然而,从斯特恩代理水牛湾案的详细历程和克林顿的假设中,我们不难发现通过法律实现正义是存在很大偶然性的。
  以本案来讲,如果阿诺德波特律师事务所没有决定每年批准一位合伙人全职从事公众法律援助案件,如果那年的轮值律师不是理想主义者斯特恩,如果斯特恩选择的联邦法院法官克里斯蒂没有主动选择回避(克里斯蒂和被告皮茨顿公司总裁是铁哥们儿,而且克里斯蒂在本案进入程序一年多以后突然去世),如果也没有其他一系列斯特恩提到的幸运事件,那么,在水牛湾案中,正义将决堤。
  斯特恩之所以在水牛湾案件中得以顺利修筑正义的堤坝,依靠的不仅仅是理想主义的热情,还有他追求正义的娴熟技艺,以及正义女神的眷顾。

 原文载于《法治周末》

2015-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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