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出版社

本书系作者采访50余与江老师的朋友、家人、学生、媒体人士等，收集了若干不为人知的资料写作而成。作者通过不断地提问，采访历史，把获取的信息经过必要的加工整理，然后即以新闻的方式告诉读者“江平和他的时代”的故事。
《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这本人物传记，既是文学的，也是史学的，更是法学的。给读者勾勒出“江平和他的时代”的轨迹；向读者展示江平“出没风波里”的一生。至于江平的是非功过究竟如何，我想把作出结论的机会留给读者。

引子

一、青少年时代
生于忧患/

家世/

重视教育的家庭氛围/

江平的兄弟姐妹/

在大连/

在北平/

艺文中学/




二、走向革命
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

考入崇德/

民主的启蒙/

爱在崇德/

崇德点滴/

保送燕京大学/

燕大半载/

抽调组建文工团/

转战体育分会/

选派留苏学法律/

走向民主，通往革命/




三、苏联西游记
江平的茫然/

江平和他的中国同学/

同学眼中的江平/

罗马法与拉丁文/

近距离看苏联/

课余/

禁令下的爱情/




四、昙花一现
北京政法学院新来的年轻人/

接待苏联法律代表团/

“江平同志来校后工作表现很好”/

两则署名为“平”的学术通讯/

直击所有权大题/

洞房花烛夜/

对民法学教育的批评与反思/




五、飞来横祸
北京政法学院的整风运动/

江平的鸣放/

划为右派/

批判/

处理/

右派分子登记表/

离婚/

江平的苦闷/

鲜为人知的故事/

下放/

北京政法学院的反右派状况/




六、逆境
死里逃生的车祸/

摘帽右派/

教学榔头俄文钉/

江平的困惑/

四清运动/

卖书避祸/

再婚/

在安徽/

穷途末路/




七、在延庆
绝处逢生/

“五七”学校教英语/

延庆中学教政治/

生活不易/

“这是你爷爷吧”/

在延庆/

“爸爸你敢打我？！”/

诗书丛里觅快活/

诗言志/

回城/




八、被“解放”的江平
转机/

与法学所失之交臂/

改正/

“我以为这辈子不可能得到改正”/

400元的落实政策补助/

调工资/

走出阴影/

评为副教授/

担任民法教研室负责人/

冉冉上升的新秀/




九、治校八年
担任副院长/

新起点/

从副院长到副校长/

推动改革/

加强师资队伍/

罢餐事件/

管得最多的副校长/

成立学生会伙食管理委员会/

信息发布会/

那时江平/

生命之树常绿/

木板房里的书记和校长们/

担任校长/

管得最少的校长/

积极与学生见面/

推动开通345支线公交车/

没有专车的校长/




十、永远的校长
毕业生动员大会上的演讲/

毕业典礼/

历史的回声/

调回贺卫方/

田园将芜胡不归/



校长余波/

江平先生与那些学生/

1990年的毕业典礼/

沉重的幽默/

六十大寿/

永远的江校长/




十一、市场经济的法律思考
为民商法打开一扇窗/

结缘罗马法/

走出所有权的泥淖/

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走向法治/

与经济学联姻/

“江平教授有异乎常人的宏观视野”/




十二、从法律到政治
“法治离不开政治”/

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绕过、不可回避/

普遍未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苏东波”的教训在于“三垄断”/


人权是更硬的道理/

宪政社会主义？/

党权问题/




十三、未尽的梦想
“走向法典化”/

制定民法典的宏观思考/

成为民法典起草小组成员/

合同法先行/

物权法破题与中止/

一封公开信引发的争议/

最牛钉子户事件/

侵权法通过，民法典在望/




十四、我师江平
仍做辛勤一园丁/

江门子弟/

江门札记/

江平的教学理念与风格/




十五、回报社会
“再为社会做一些贡献”/

王泽鉴“共襄盛举”/

基金设立很不容易/

江奖的运作机制/

走出法大/

获得江奖的“幸运儿”/

艰难的“法大诺贝尔”/

江奖激励人生/




十六、推动中国
为什么要呐喊？/

孙志刚事件/

为改革辩护/

捍卫新闻自由/

演讲天下/



十七、80后江平
大病一场/

八十大寿/

心愿与遗憾：出版口述自传/




结语
季卫东之问/

江平和他的时代/

江平的孤独/

成功与失败/

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

精神与风骨/

最后的法学家/




后记
参考文献
（一）江平作品/

（二）其他文献/

（三）网站/

引子

在这个法学院遍地开花、法学教授车载斗量的时代，江平先生是为数不多的值得大书特书的法学家。用陈寅恪悼念王国维的话讲，“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不管后世对江平的学问作出怎样的评价，但他在人生跌宕起伏的乐章中，尤其是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已经用“只向真理低头”的姿态写下知识分子精神独立的绝响。
毋庸讳言，江平和他的时代，已然成为考察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转型尤其是法治化进程的重要视角。江平的命运，不仅是他本人自然生命的延续，更是中国政法大学校史的缩影、中国法治命运的缩影、中国当代史的缩影。按照许章润教授在《书生事业无限江山：关于近世中国五代法学家及其志业的一个学术史研究》中的“研究”，江平作为第四代法学家之代表，“自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国，赶上大鸣大放的阳谋时节，年不足而立……身心俱受摧残，从此被迫沉默二十年，在劳力与诛心的炼狱中听任流年似水。”而这以江平为代表的第四代法学家，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里，“对于多数人来说，青年读书，而校园外如火如荼；壮年遭难，轻则干校，重则牢狱，在整人与挨整中，彼此简直都是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而绝大部分于一场一场的‘阳谋’中重复登台，终遭整肃，美好年华被迫付与错乱；中年重归书斋，亡羊补牢，奋笔疾书，起起仆仆，孜孜不倦，奠立了20世纪80年代以降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基础。”而“若从长远学术史看，也仅着眼于学术，则多乏善可陈，可得流传后学者绝无仅有”。许氏聊聊数百字，已经为“第四代法学家”和他们悲剧性的经历勾勒出草图。江平作为“第四代法学家”的代表，与他的时代一道成为转型中国的一个缩影。无论是出于接续中国法学传统的考虑，还是图谋祭奠中华民族百年以来这深重的苦难，我们都需要饱含深情地为“江平和他的时代”画一幅工笔画，借以为历史之镜鉴，让悲剧不再重演。
迄今为止，坊间尽管有许多与江平有关的文字，但却没有一部与江平和他的时代相匹配的人物传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我们需要认认真真地为“江平和他的时代”画像。套用李敖的话说，我的目的不仅是画江平之像，“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我要画出这个时代的大舞台、画出它的喜剧和悲剧、画出剧里的主角和配角、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画出布景后面的众生相，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只眼睛”。
不才如我者，遂决计“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采访中。最终，所有的心血与努力凝结于这部《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脑海里千回百转的是江平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突然想起来童年时学过的一首小诗——北宋诗人范仲淹的《江上渔者》：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不禁暗忖：这不正是江平一生的真实写照吗？这本书所试图展示的，正是江平先生迄今为止80年“出没风波里”的人生历程，正是“江平和他的时代”。

一、青少年时代

一、青少年时代

生于忧患

江平在2004年底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出生的年代，是中华民族走到了命运的重要关头，虽然我没有参与很多救亡和抗日的运动，但从小时起，民族的患难意识很强。”
的确如此。回溯历史，江平八十多年的人生历程，恰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三峡”中最为云谲波诡的一段：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八年抗战、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反右”、“文革”、改革开放……目不暇接的历史事件像个坏脾气的君王一样反复无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江平的个人命运，则在这些历史事件构成的历史长河中，忽而站在风口浪尖，忽而又被风浪碾为齑粉。江平八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一直在这样的时代夹缝中左冲右突，艰难前行。

1930年12月28日，农历庚午年十一月初九，星期日。这一天，江平在大连呱呱坠地。查阅网上各种版本的“历史上的今天”，这是普通的一天，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
对于出生地大连，江平多少有点怀疑。他母亲曾告诉江平：他出生在哈尔滨，但出生没几天，由于他父亲工作调动，江平便随全家南迁大连。江平的二姐江伟珊亦确认这一点。实情究竟是否如此，随着江母的过世，已无人能够说得清楚。但江平的履历中，经常这样写：浙江宁波人，1930年生于大连。
江平原名江伟琏，按照江家“永怀伟业”的辈分顺序，江平属于“伟”字辈。至于“琏”字，一方面是因为他母亲姓王，江平兄妹几人的名中第二个字都有王字旁；另一方面则因为江平在大连度过童年，为了纪念这个地方，江平的父亲给他取名“江伟琏”。而在家里尤其在书信中，江平常常为父母亲称为“琏儿”。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江平与吴敬琏相识，每次与吴敬琏教授对话，向听众介绍到自己时，都会提及原名“江伟琏”。而且，江平还会幽默地解释：“琏”字是吴敬琏的“琏”；而在这之前，他只能告诉别人，“琏”字是《红楼梦》里贾琏的“琏”。
家世
江平祖籍浙江宁波。关于家世，江平在其口述自传中已经有介绍。需要补充的是，据江平的二姐江伟珊、三姐江伟珣介绍，曾祖父江功甫在宁波地方有一定名气，墓园很大；到祖父这代，家道中落，不似以前，但毕竟还属于知识分子家庭。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祖父母都在四十多岁时逝世。
江平的父亲江仲宁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上有哥哥，下有两个妹妹、四个弟弟。祖父母逝世后，按理说养家的重任应该落在伯父身上。按照分家协议，大伯应该在祖父过世后继承祖上遗产，并将叔叔姑姑们抚养成人。实际上，大伯只履行第一项，而拒绝抚养叔叔姑姑。最终，五叔、六叔都在江平的父母亲抚养下长大成人。
江仲宁原名怀澄，字仲宁，以字行世。江仲宁生于1897年，早年毕业于宁波南希师范学校。由于前述原因，作为家里的次子，江仲宁比较早地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年纪轻轻就从浙江宁波来到东北，投奔在哈尔滨中国银行工作的亲戚。后来，又从哈尔滨调任大连，由此使江平在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度过童年时光。
江平的母亲王桂英，生于1899年，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其娘家在宁波属于望族。王桂英过早承担起照顾妹妹们的担子，因此受教育不多。但王桂英通情达理，心地善良，在亲友间口碑甚好。
江、王两家本属亲戚。按照宁波亲上加亲的地方传统，在江仲宁两岁时，双方家长便为他和王桂英订了娃娃亲，于1918年结婚，那一年，江仲宁21岁、王桂英19岁。尽管王桂英没怎么读过书，但明白事理，勤俭持家，与江仲宁相濡以沫度过一生。江仲宁晚年半身不遂17年，都是王桂英在无微不至地照料。
1984年，88岁高龄的江仲宁在卧床17年后，沉疴不起，驾鹤西归。当时江平刚刚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人生的黄金时代渐次打

开。1996年，王桂英亦于98岁高龄在京逝世。江平和他的姐姐们将父母亲葬在北京的万安公墓。

重视教育的家庭氛围
江仲宁和王桂英对孩子们的教育可谓不遗余力。江平感受尤其深的有两点：其一，尽管家境并不是非常富裕，但父母依然千方百计培养江平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上最好的大学；其二，父母亲教育子女的方式很民主，从不打骂，而代之以宽容与交流。
江伟珊、江伟珣对此深表赞同：“父亲琴弹得很好，喜欢文艺，兴趣广泛。他对家庭教育抓得挺紧，要求我们不光成绩要好，爱好也要丰富，不要死读书。”在江伟珊印象中，姐弟几个从来没有挨过父母的打骂，至多是罚跪、罚站。
开明的家庭教育，对江平的性格养成不无影响。江伟珊认为，“父亲要求兴趣不要单一、不要死读书，这点对伟琏是有影响的，他不死读书，从来没说数学一定要考一百分，他没有那样的想法。反而，他的兴趣爱好很广泛，他诗里写五读《红楼梦》，我这个外语系的，都没有一本书能够读五遍。”
父母亲对教育的重视，使江平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最后都有机会上大学，囊括北大、清华、燕京三所著名学府。像江家兄妹这样的情况应属罕见。江伟珊忆及，“大家都说，你们兄妹几个都能上大学，是不是家里很有钱？我说，也不是，那时候清华、北大都有公费、半公费，我就是半公费上的清华大学外语系。”但无论如何，对于江仲宁来说，同时供三四个孩子上大学，依然是不轻的负担；若非极其重视教育，这样的状况恐怕很难出现，更难持久。
除了重视公共教育，江平的父母也很注重对下一代的家庭教育。父母亲的言传身教，让江平姐弟们赞不绝口。“我爸妈人缘特好，两个叔叔没有不夸奖父母的。母亲把两个叔叔就当亲生儿女一样，一说起我母亲，我的六婶就感激涕零。”“五叔、六叔都小，父亲培养他们。六婶比我大姐还小，大姐叫伟珉，我们都叫伟珉姐，六婶也跟着我们叫伟珉姐，辈分全乱了。”
这种教育使江平和他的姐姐们一样，宽厚待人，严于律己。江伟珊、江伟珣忆及，“伟琏是乖孩子，小时候从来不打架不欺负人，有孩子打他，他也不还手。他有一次被小孩子打，还被父亲冤枉过一次，父亲说，之所以被人打，肯定他也有过错，罚他面壁。后来别人跟我们说，那根本不是伟琏的错。”

江平的兄弟姐妹

在他的兄弟姐妹中，江平排行第五。他的兄弟姐妹们排行如下:
大哥江伟琳，1923年生于宁波，年长江平7岁。早年，在大连就读于日本人办的中学，功课甚好。1937年江平全家搬到北平，为了不影响功课，江伟琳继续留大连上学。1943年江伟琳高中毕业，由于成绩优异，被保送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医。次年，考虑到美日开战后日本的安全状况，正在读京都帝大医学院二年级的江伟琳奉父亲的建议回国，在家闲居至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全国只有台湾大学承认日本教育体制，因此，江伟琳于1947年进入台湾大学医学系继续学业；三年后，江伟琳从台大毕业。然而，当时台海两岸隔海分治之势已经形成，江伟琳无法返回大陆，只好留在台湾，先后开过私人诊所，后来又因服兵役进而进入军界，位至少将。退役后，又担任台湾“卫生署副署长”。随着两岸关系的好转，江伟琳退休后，才偶尔回大陆与江平等团聚。江伟琳现在国外定居。
大姐江伟珉，1919年生于宁波。早年，江伟珉就读于北平私立中国大学，学中文专业。解放后，江伟珉在民族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她的爱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藏文专业，反右时被打成极右派，“文革”期间又被斥为历史反革命，因政治压力太大，此后不久即与江伟珉离婚。“文革”中，江伟珉被下放到湖北摘棉花，心情抑郁，而患肺癌早逝。1974年12月，江平曾写过《七律·悼大姐》一首：
油尽残灯不复明，寒夜一刻分死生。
长辞人间岁寒暑，却叫儿女泪纵横。
沪居难忘代母意，美食还记让弟情。
莫道铁石人无泪，哀歌一曲寄姊灵。

二姐江伟珊，1926年生于大连。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20世纪60年代前往郑州工作。现从郑州大学离休，担任河南省文史

研究馆副馆长。
三姐江伟珣。1928年生于大连。1948年前后考入北京大学医学系。现从北医三院离休。
弟弟江伟璋，1937年生于北平。7岁时夭折。

在大连
7岁以前，江平一直在大连生活。
早在甲午战争之后，根据中日《马关条约》，大连即划归日本。其间，由于日本、俄国力量的消长，大连的统治权曾在日俄之间有几次反复。1904年日俄战争后，大连即一直由日本人统治。大连在江平幼年的记忆中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气候温和，四季宜人”，“甚至客观地说，在城市规划以及市政管理方面，日本人的治理还是很不错的”。
江伟珊对大家在南山摘苹果的童年记忆犹新，大连在她心目中也留下美丽的印象：“大连气候温暖，物价便宜。海鲜多，又便宜，我们都喜欢吃。”
尽管当时大连是在日本人治下，但江仲宁所供职的中国银行，却是地地道道的中资金融机构。
在江平的童年中，父亲的工作环境也成为他快乐的源泉之一。江仲宁的同事们大都来自江浙，方言相近，这使江平从小就学会两种语言：在家里说宁波方言，在外面则说所谓官话。在饮食、风俗上，他们完全继承宁波地方习俗。更使江平开心的是，中国银行每年年底都要举行同乐会，所有职员都表演节目。江平对父亲扮演《空城计》中扫街的老军记忆犹新。同乐会往往是一年里江平最为开心的时刻。
由于中国银行属于中资金融机构，每年的同乐会上，都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这给江伟珊留下深刻印象：“那时候我不完全懂事，就知道每年开同乐会，都悬挂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这是很稀奇的，当时大连已经属于满洲国。”
大连的生活给江平姐弟们带来无尽的快乐，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他们的性格。江伟珊告诉笔者，“伟琏个性自由奔放，跟大连有关系；他后来写诗，也老写海鸥；我喜欢大海、爬山，跟大连也有关系。记得小时候，爸爸带我们去大海，辽阔的大海、老虎滩，等等，海阔天空，印象很深。”
在北平
1937年，由于江仲宁工作变动，全家从大连迁到北平，江平时年仅七岁。在北平，江平全家住在屯绢胡同。这段时光美好而模糊。江平的记忆中，只有四合院、夏夜的乘凉、数星星、寒冬等印象。
童年时期的江平，活泼好动，兴趣广泛。在江伟珊、江伟珣眼中，江平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过去北京的四合院，一般就五六间房子。我们家亲戚多，院子也不大，被分隔成前院后院。伟琏跑到我叔叔的屋子，他看到我叔叔会照相，对照相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说着，她们递给笔者一张江平的第一幅摄影作品——1941年11岁那年摄于颐和园。“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这是伟琏拍的，后来发现那天去颐和园的全家人都在，就缺伟琏，我叔叔说，这就是伟琏拍的。估计从那时候起，他就对摄影产生了兴趣。”
江伟珣还忆及，“我婶婶跟我说，真有意思，你弟弟什么都喜欢看，做饭、炒菜，他也去学。他后来炒菜水平还挺高。”
江平童年时兴趣多样，数不胜数。“我们家里有京剧唱片，他很喜欢听，还经常唱两句。同乐会演出的京剧里有武生，他看了，回来自己也在那练。”江伟珊、江伟珣说，“其他像溜冰、下棋、打牌，他也看得津津有味，他那时候才八九岁。还有去厂甸玩空竹。他也喜欢狗，我们家还养了两条小狗，一只叫小黄，一只叫小白。我们家还有葡萄架、枣树，他也去摘。”
“七七事变”后，满洲国已经成立，而北平亦完全被日本占领。江仲宁曾建议江平等姐弟几人回宁波，接受国民党治下中国的教育，因此举家南迁。1937年8月12日，江平等人回到上海，孰料第二天“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江平等得以在近距离目睹。
在江平的眼中，波澜壮阔的“八·一三之战”只留下了残存的图像：“我模糊的记忆中，对这场战争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候人们支援军队抗日的情形。除此之外，淞沪战争爆发后，中国难民源源不断地涌入租界区。隐隐约约听大人说，中国空军的飞机为了减轻负担，误把炸弹投到闹市中，炸死了不少人。我们在上海并没待多久，战事一结束，我们全家就回北平了。”
除了江平的回忆之外，江伟珣的回忆也很有现场感：“当时国民党情报失灵，把日本军队登陆的地方搞错，结果很快国民党就惨败，然后化装成老百姓往南京跑。”江伟珣说，“我们当时在英租界里，租界里面不许打枪，但在英租界里，还是由印度人担任警察，不时有人被流弹打死。四行仓库守得很艰苦，八百壮士，我弟弟他们看过，他那时候还小，觉得好玩。”

艺文中学
这次举家南迁并未如愿久，迫于形势，江平全家最终还是又回到北平。江平也在北平度过他的小学和初中岁月。

上学后的江平，在姐姐们的记忆中，并未留下太多的记忆：“他小时候，比较好动，上学什么就没有印象，也没有觉得他有多么喜欢念书。”江伟珊回忆说。
但江平博览群书的习惯，的确从初中就已经开始。江伟珊忆及，“唯一的印象是他上初中时，已经开始看《红楼梦》。”“我高一、他初二那年，我们在上海，一转学，我当时自己买书，想考好点学校，他也喜欢买书。那时候没有学校，刚好从北京到上海，中间有一段空白阶段，他自己喜欢看书。”
但无论如何，这段时间，江平过得循规蹈矩，在江平的人生中，也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记，甚至他自己连小学的名字都想不起来。即便是在艺文中学，相比于上学，江平记忆中更深刻的事情是在一墙之隔的中南海公园玩闹的情形。
据江平的中学同学肖峋介绍，艺文中学校长叫关璐峰。这是一所中国人办的私立中学，坐落在中南海南门的东边、南长安街南口偏西，与中南海公园只有一墙之隔。“有篮球比赛什么的，我们低年级的就在墙上坐着，后边就是中南海。我们当时去中南海玩，从来都不走正门，从艺文中学爬过去就是。”“日本占领北平时，中南海是一个很大的公园，里面还有很多人住，房子也出租。抗战后李宗仁搬进去，就封闭了。”
在肖峋的印象中，江平上初中时“比较聪明，记忆力很好，该玩的时候玩，玩得时间不比我们少，念书的时间不比我们多，但是他的成绩一直很好”。
据肖峋回忆，他和江平就读于艺文中学时，由于日本已经占领北平，当时开设的外语课是日语。但对于日语，大家都本能地反感，谁都没有好好学过。学生如此，老师亦如此，也没有好好教。肖峋说：“老师都说，他们是混饭吃的，考试的时候就在门口坐着，你要抄就抄，他也不管。”

整个初中时期，艺文中学每周都要开一次朝会。朝会时，学生排队站立，日本教官在讲台上用日语训话，再由一位赵姓日语老师翻译成中文。令肖峋感到新奇的是，“翻来覆去，他就那几句话，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万岁，什么你们好好念书，等等。”肖峋说：“其实日本人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问老师怎么翻来覆去都是这几句，他就说，去，去，去。他知道那日本人不懂中国话，懒得翻译，就糊弄过去了。”这位赵老师，在江平他们初三那年，也就是1945年，回南方去了。
肖峋告诉笔者，艺文中学的课程设置并没有特色。倒是美术课，给肖峋留下深刻印象：“美术课由一个叫王清芳的雕刻家教我们。老太太拿着木雕的板子，上面已经画好粗线条，每人发一个，让我们刻粗线条，上课就给她干活。下课她就收走，回去再细加工。”肖峋说，“这个印象深，因为我给她刻坏过。她要打我，我就跑，她穿着长马褂，哪跑得过我啊？我一下子跑出教室，她还摔倒了。”
国语老师留给肖峋的唯一印象是烟瘾很大，每次抽烟都抽到烧手，手指都熏黄了，才肯进教室上课。
在课余，肖峋和江平一般都按时回家，如不回家，就翻墙去中南海公园玩。“玩什么呢？就在那儿跑跑闹闹呗。那时候中南海公园里有

一个荒凉的小土山。有时候湖上结冰，我们就去滑冰。高年级同学甚至骑自行车在冰上比赛。”肖峋说，“我们那时候都比较小，一个班能差四五岁，我们算小的，就是去那玩玩。”
据江平回忆，在抗战胜利之前，大概1944年前后，他还曾转学前往上海某不知名的中学学习过半年。但抗战胜利后，他还是回到北平，考入崇德中学，并在那里走向革命。

二、走向革命

二、走向革命

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

1945年江平15岁。随着这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中国的国家命运来到一个不知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此后的三年中，国共两党和战两难，在血腥的内战中，成王败寇的逻辑大行其道。最终，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多少年炮声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中国大地再次陷入“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书桌”的境地。
这一切，正是15岁的江平必须要面对的。1945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很重要的一年，这种重要性丝毫不亚于1949年、1978年。如果说1949年是开天辟地的一年，那么，四年前的1945年8月，则是开天辟地前最后的胶着。从1945年开始，江平开始走向革命，在实实在在的革命行动中，经受思想和世界观的洗礼，走向他那坎坷而富有传奇的人生之路。而这时候，江平只是一个高中学生——让一个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在如此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中掌握命运的航向，这实在也太有难度了。
然而，这就是命运的玄关所在。龙应台女士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慨叹：“他们曾经意气风发、年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饦于荒野，暴尸于沟壑。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躯。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也正因为，他们那一代承受了，战争的重压，忍下了离乱的内伤；正因为，他们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我们这一代，得以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此言得之。龙应台为1949年一代中国人写下的文字，颇似为江平个人命理与国家的变奏而量身定制的主题歌。

考入崇德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北平重回国民党治下。百废待兴之际，抗战期间外迁的文教机构，也陆陆续续回迁北平。

崇德中学即回迁的文教机构之一。早在1941年日本对美国宣战后，以燕京大学附中名义办学的崇德中学难以在北平容身，遂西迁至四川成都。1945年9月，学校尚未迁回北平，就已经在报纸上刊载招生广告。
时年15岁的江平，已经断断续续地读完初中，到了该上高中的年纪。而这个时候，他父母由于种种原因，南迁上海工作。偌大的北平城里，只剩下他和正在上北大、清华的两个姐姐。
江平看到崇德中学的招生广告，便报考并顺利考取。江平这一批学生，是崇德中学在北平复校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因此，只有初一和高一两个年级。其中，初一有47人，高一则只有36人。
在北京第31中学1991年印刷的《崇德北京三十一中学》校庆画册中，收录1948届学生名单，其中高中年级有：郑甲登、江伟连（即江平，应为“琏”，原文如此）、曾善初、金铮、刘家洵、马崇智、李友滨、王育玮、许津、董文忠、邹道诵、蹇人斌、江钧凯、李世光、张泽成、戚志冲、庄守经、朱文矩、陈伯逵、孙以萱、肖峋、孙以芗、薛祚瑄、唐卉璋、刘澄潜、张凤翔、陈翼福、耿汉斌、汪振武、戚志俭、杜克智、罗思澈、何景岳、吴世民、黄一谦、张淮诚、陈乐庸、周钟德、张守耀。
江平在崇德中学的三年时光，一些事情如过眼浮云，事过境迁即烟消云散，而另一些经历，却深深影响甚至主导江平此后的人生历程。
民主的启蒙
按照江平的说法，崇德中学的学生有四类：进步学生、信教学生、国民党系统的学生和“逍遥派”。他属于第一类。
那么，江平是怎样才成为进步学生的呢？
江平的高中同学庄守经忆及，1945年底他们考入崇德时，中国刚战胜日本，大家都很高兴，“当时一个目标就是建设新中国，要民主、富
强、民族独立，打败帝国主义，整体上，大家都有爱国的情怀。”“从1945年到1946年，从原来的比较相信国民党，到后来不再相信。”1946年初蒋介石在太庙接见学生，庄守经还前往参加，“当时很崇拜他，认为他是民族英雄。当时同学们能够亲眼见到蒋介石，很不容易，所以很兴奋”。“但后来国民党腐败成风，五子登科，四处‘劫收’，开始镇压学生运动。”“我们当时就是希望国民党能够建设新中国，但没想到的是，大家很快就发现国民党靠不住，在这种情况下，大概在1946年年底‘沈崇事件’后，共产党很快就进入我们的视线和思想。”“大家的观念很快就转变了，一方面国民党确实很坏，另一方面共产党很多工作做得确实很深入，所以很快就把青年人都吸引到共产党这条路上来了。当时我们都觉得，如果能够很快找到地下党组织，加入地下党或者外围组织‘民联’，那将是一生中很幸运的事情。”
事实上，江平等在当时，对共产党也谈不上太多的了解。“我们当时就知道两句话：一句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另一句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两句话可以概括当时我们的觉悟水平。要想建设新中国，国民党没指望，只有靠共产党，所以要找党组织，跟着共产党走。”庄守经说，“我们同学里，李友滨最早和地下党取得联系，慢慢地我们就都加入共产党，江平也在1947年下半年成为地下党外围组织‘民联’的盟员。”
为什么江平会这么迅速地接受中共地下党呢？按说，江平殷实的家庭出身、良好的家庭教育等种种因素，都不足以将江平逼上“革命”的道路。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既需要了解个人的交际圈，更需要从时代背景中找答案。据江平自己回忆，由于他三姐在北大医学院读书，他每次去探望姐姐，总会顺道在民主广场阅读各种各样的大字报。“每当发生重大事件，民主广场就成了各种观点汇集的海洋，本身就是学生运动的一部分，对学生运动的开展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江平回忆说，“那时候的大字报，即便是用现在的眼光看，也还是很有水平的，有一些独立的思想和见解，猛烈批评时弊，有点振聋发聩的感觉。当时我才16岁。对于我这个16岁的少年来说，每次步入民主广场，都像步入了一个各种观点汇集的海洋，目不暇接，眼花缭乱。那些文采飞扬而又剑拔弩张的大字报，对我来说的确有很大的煽动力。通过观看大字报，通过阅读进步书刊，更关键的是再加上周围进步学生的启引，我很快也就加入了学生运动潮流。”
江平怎么会看到那些进步书刊呢？据肖峋回忆，江平的同班同学中，陈翼福与江平私交最好。“陈翼福也属于‘民联’，他俩床铺挨着。当时北平有个时代出版社，有苏联大使馆背景，出版《时代》杂志和报纸。他俩就交换着看，看完就藏在床底下。”肖峋忆及，“学校的训导主任姓韩，去宿舍检查，就把陈翼福和江平床铺底下的《时代》杂志都查出来没收了，说以后不许再看。这样就算处理了。”
在崇德中学，江平不光热情地主办班内的壁报，甚至还与同学一道排演话剧《升官图》。据刘澄潜回忆，“江平没担任什么角色，主要是提词。我们上台后会忘词，他就给提词。这一点印象比较深。他年龄比较小，就在幕布的后面站着。而且，他提词比较好，很专注，看着每一个演员的情况，他要注意，而且他要留意你的台词和表演，一看到哪一句不太熟，马上就有声音出来。不像有的同学提词，演得好时，就光顾着在那看戏，万一台上忘词，也反应不过来。我对江平这一点印象很深，他做工作比较细致、认真。”
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及其外围组织的有意诱导。在《崇德北京三十一中学》中，收录了一篇李友滨、顾昂然、金铮、郑甲登、庄守经五人联合署名的《北平崇德中学地下党支部的建立和活动》。在这篇文章中，李友滨等回顾崇德地下党组织建设的过程以及他们发展新盟员的方式：
我们党支部和民联小组（我校的民联小组长都由党员担任）会议的议题大多是研究校内的政治动态，逐个分析班内每个同学的家庭情况和本人的政治思想状况、学习成绩和爱好、特长、个性，等等。对于条件较好的同学，则由党员、民联成员去分工联系，做团结争取工作。当条件成熟时，就组织学习民联章程。工作对象接受承认章程，我们就及时吸收为民联的盟员。这样滚雪球，民联组织得到了较迅速的发展。到1948年6月第一届高三学生毕业时，该班30多个学生已有党员3人和民联盟员14人。

毫无疑问，江平亦是被这样物色、了解并最终发展成“民联盟员”的。在江平的口述中，我们可以获悉这样一些信息：看过数不清的大字报和所谓进步书籍之后，江平本人思想逐渐倾向于民主、自由。庄守经和冯钟骥回忆，加入“民联”之后，“经常会组织看一些进步的东西，印象中比较突出的就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土地法大纲》等”。
地下党组织发展江平为民联盟员并未费太大的周折。到1947年底时，江平已深受地下党组织信任，甚至由地下党推举来竞选学生自治会主席。郑甲登等人回忆：
我们几个党员多数在学生自治会里工作，郑甲登同志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他还代表崇德中学参加八校联合会和华北学联召开的一些会议。1947年秋民联有了发展，郑又入了党，中学委要求我们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适当分开，支持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民联盟员竞选自治会主席。1947年底江伟琏（现名江平）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任自治会主席。各班同学还分别出壁报《暖流》、《野火》、《发掘》等，以传播革命的、进步的思想。

据肖峋回忆，上述壁报中，《暖流》就是他和江平等一起做的，“我们先把《暖流》的内容在纸上写好，然后贴在墙上。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在一张由北大学生社团赠送的中国地图上，挑出已经解放的地方，以画一面红旗的方式醒目地标注出来。这个倾向性当然很明显了，但学校的训导主任只是把我和江平叫去一顿臭骂，以后禁止再出”。
为什么会让江平出来竞选学生自治会主席呢？肖峋的说法是江平威信高。“之所以选江平，是因为他功课好，在班里威信也高。”肖峋解释说，“那时候有几种人威信比较高，一种是体力过人，比如会玩单双杠的，一身肌肉，同学都服气；江平不是这种，江平属于另一种，即功课好，人也聪明，脑力过人，而受到大家的尊重。”
作为学生自治会主席，江平参与甚至领导了很多校内的学生运动。肖峋回忆说，那时候学生自治会主要的工作就是组织读书会、组织文艺活动或者体育比赛等。“那时候叫占领，班里的组织能占领的都占领。”
江平的三姐江伟珣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系。1947年华北学联成立大会在民主广场召开，她亲眼看到江平带着一帮学生，以他为首进入民主广场。江伟珣甚至提及，在1947年七八月份，她和江平去上海探望父母，曾听到一个消息说，江平已经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此事真假姑且不论。但无论如何，江平作为崇德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其因为“革命”而引发的关注由此可见一斑。
还有一个很宝贵的因素，那就是作为教会中学，崇德所形成的宽容、自由的校园氛围。在教会中学，江平等进步学生固然不能为所欲为，但从事政治活动的风险和阻力，绝对要小于国民党系统的中学。在这种宽松的氛围下，江平等不会被迫去信教，亦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在地下党的授意下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政治活动。
2000年底，江平在《江平文集》自序中忆及，“我在高中参加当时学生运动、反对当时的专制腐败政权时，就是为了‘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争自由’。我之所以要报考燕京大学新闻系，就是想用报纸来实现国家的民主化、自由化，使之成为真正的民之喉舌。我之所以辍学参加革命工作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作为地下党外围组织民联的盟员，江平的组织关系在其1948年9月前往燕京大学读书时，得到转接和延续。不知不觉中，江平已经成为一个革命者。
爱在崇德
关于江平在崇德中学的经历，还有一件事，江平本人从未提过，但这里依然值得一提。这件事就是江平的初恋。
当时，崇德中学的校长是从英国留学归国的基督教徒凌贤扬。凌贤扬膝下，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叫凌文霭，肖峋等人送外号“大刀”，“刀”是daughter的谐音；二女儿叫凌文廉，人称“二刀”；那个儿子也有个“小虎子”的绰号。
江平的高中同学中，班长江钧凯和马崇智最先跟“大刀”认识。“大概是马崇智给他介绍的‘二刀’。我们上高三的时候，正好在校长家后面的一个小楼里，楼上是宿舍，楼下是教室，他家的后窗正对着我们的窗户。江平和‘二刀’有些个小的活动，也不太避着我们，他们的事儿我们全知道。”刘澄潜回忆说，“因为江平年龄比较小，凌文廉也比较小，我们很少逗他俩。基本上我们都逗‘大刀’寻开心。‘大刀’跟我们班江钧凯和马崇智都很熟，我们接触多一点，也算比较熟悉。”
那么，江平又是怎么追求“二刀”的呢？据肖峋回忆，“‘大刀’和‘二刀’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去上学，也不知道怎么着，老江就看中‘二刀’了。每天早上，江平就在校门口等着‘二刀’。等她们走到门口，他就冲‘二刀’说‘你好啊’。开始人家也不理他。不知道过了多久，人家冲他一笑，后来他们就认识了，有时候就结伴出去玩。”
但这段感情并未持续太久。肖峋说，他们“解放后就吹了。一个原因是年龄太小；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解放后宣扬无神论，‘二刀’是基督徒，她父亲又是牧师，朝鲜战争爆发后搞‘三自’爱国运动，他积极响应，成了北京地区基督教负责人。而江平是无神论者。面对有神论与无神论的矛盾，他们可能也很难走在一起”。刘澄潜的回忆与此差不多：“后来刚解放，就听说他们可能要分手，因为‘二刀’信教很虔诚。人家信上帝，江平信马克思，当时唯心论和唯物论很难相容。从这一点说，他们最终不可能在一起。”
刘澄潜忆及，20世纪80年代有次去江平家里，江平还拿出一张照片来，问他还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当然认得了，那就是凌文廉的照片。他还留着，说明他们感情比较深。”
解放后，肖峋有次偶遇凌贤扬，说及他们这些同学，凌贤扬显然很了解，“说江平在莫大学习，他和我小女儿通讯呢。”据肖峋回忆，他后来还碰到凌文廉的弟弟“小老虎”，了解到凌文廉后来一直崇文区某中学教书。“江平还问凌文廉的情况，我估计他还有点留恋。毕竟是初恋，他还没有完全淡忘。”
冯钟骥还提及，改革开放后给凌贤扬平反，开追悼会。他前往参加，先见到凌贤扬的夫人，然后见到两个女儿和小儿子。“我们聊了一会，‘二刀’还装正经，我跟她说，我是崇德复校的第一批学生，江平是我同学。”冯钟骥说，“后来我告诉江平，江平还有点恋恋不舍，问我凌文廉怎么样。那是在80年代初，我们都还满头黑发，而凌文廉已经满头白发。”
崇德点滴
江平在崇德中学里，除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外，一方面，培养出对足球持续终生的爱好；另一方面，曾参与十多个住校同学伙食的管理。
在刘澄潜的印象中，江平在班里岁数比较轻，“是我们班里面岁数比较小的同学之一，很聪明，而且在小同学中比较老练，很团结同学，也愿意帮助同学，只要同学去问他，他都会很耐心地讲”。“他的功课很全面，在考上燕京大学新闻系之前，我还在想他要考理科，后来才知道他考文科。”
在教会学校三年而不信教，这除了个人因素外，可能跟外在的环境也有关系。在江平的记忆中，崇德中学从不强迫学生信教，任课教师也从来不在课堂上传教，即便他们的任课老师是虔诚的基督徒，甚至以传教为终身的事业。
肖峋忆及，在当时来说，英文老师芮德兰尽管不强迫学生信教，但当时有一条做法很明显，那就是如果信教的话，除英文成绩能轻松及格之外，还能拿到奖学金。“我们当时对这点很看不惯，比较反感，有能耐你就及格，没能耐你就别及格，看不惯这一点，更不想入教。”“同学们信教的也不多，崇德中学有个小教堂，真正到里面祈祷的很少，我们这帮人对宗教无所谓。”无所谓也就罢了，无名的怒火使肖峋等人“踢球时故意往教堂墙上踢，并不是反对宗教，我们就是看不惯”。
即便如此，江平在崇德时，英语成绩依然很好。“芮德兰有个做法：谁考得好就坐前排，考得不好就坐后排，成绩一般的坐在中间。江平老坐在前面，我们这些人有时候在中间，有时候在后面。但很多人解放后都成了英文老师。”江平在崇德受到英语的启蒙，培养出他对外语良好的感觉，不光在后来考燕京大学时派上用场，后来学俄语、拉丁语亦触类旁通，80年代接见外宾时用英文发表学术演讲……这些都与崇德的培养不无关系。
江平对足球的爱好，在他的高中同学中尽人皆知。“上高中时我们就一起踢球，老庄（庄守经）守门，顾昂然踢左边锋，江平踢右前锋。”肖峋回忆说，“下课铃一响我们就跑出去，踢个十来分钟再回来。”江平等不光在校内踢，偶尔也有教会中学校际之间的比赛。据江平回忆，“其他方面，崇德中学或许不是最好的，但就足球场而言，崇德可以说是最好的，毕竟它是北平所有中学里唯一一个有标准足球场的中学。有了这个硬件条件，我们不光平时经常踢，而且还举办过对外售票的足球比赛。”
保送燕京大学
1948年9月，江平高中毕业，被保送燕京大学。1948年五六月间，江平等临毕业前还专门组织二十多位同学，从市里去燕园参观，为报考燕京大学做准备。
江平之所以被保送燕京，还是缘于崇德民主、自由的办学传统。这一点冯钟骥很是感佩，崇德中学“比较开放，开放式的思维对我们都有好处。比如说，高中毕业后，崇德就像燕京大学附中一样，保送四位同学：冯钟骥、李友滨、江平、周忠德。而崇德在所有同学中遴选出四个名额时，对所有人都毫无偏见。尤其是李友滨，学校里训导主任一直怀疑他是地下党，也一直在暗中调查他，但这并没有影响李友滨被保送”。冯钟骥指出，“其实老实的同学很多，比如许津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包括许津在内，‘大个李’（李世光）和董文忠都没有推荐。崇德中学最终推荐的人选，都是学习成绩优秀、思想比较开阔活跃的。”
获得保送名额后，江平参加了燕京大学内部的保送生考试。这种内部的保送生考生发榜要比对外考试早。这样的安排，正好也给考生准备报考其他学校留出了时间。江平在参加完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后，同时还报考清华大学建筑系。只不过由于数学一向是他的弱项，最终去了与清华一街之隔的燕园。
江平在崇德中学三年的教育，就此画上句号。但这段经历，却在江平的人生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与其说燕京大学塑造了江平自由奔放的个性，还不如说是崇德中学三年的熏陶，养成了江平热爱真理、向往光明并最终走向革命的追求。
1977年1月，江平途经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其前身即崇德中学），兴致勃勃地赋词《江城子·三十年后途经母校高中》一阙：
问君何时最陶然，情半含，瞬一间。心心相许，羞怯醉初欢。豆蔻梢头梦长记，人静夜，小楼前。
如今残发换朱颜，历辛酸，绪万千。停车久盼，重忆旧华年。还我童心更何处，巷中土，墙头烟。

30年前，江平在这里走向革命的征程。30年后，江平成为“革命”的对象，“被”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等待着“被”解放。站在红旗飘扬的旧时崇德中学门前，在命运最低谷的江平思绪飘飞，灵魂出窍，仿佛一下子又回到青春年少的中学时代……
2001年4月，崇德中学（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迎来建校90周年华诞，江平应约题词，写下“崇尚真理、德智双馨”，巧妙地在上下联首次嵌入“崇德”二字。这与其说是他对“崇德”二字的解读，毋宁说是他在心中对崇德中学时代所受教育的一种追忆。

燕大半载
1948年9月，江平进入燕京大学新闻系。
按照江平自己的说法，之所以报考新闻系，是因为解放战争期间，报纸和杂志对他思想发生很大的影响。在他的高中时代，民主运动如火如荼，各种报刊对民主思想的传播功不可没。尤其是《文萃》和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成为江平中学时代重要的精神食粮。爱屋及乌，江平亦梦想成为未来自由奔放的“无冕之王”。
倘若不是时代的因缘际会，江平应该会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成为一名新闻记者。然而，时代却没给他这样的机会。最终，中国少了一位名为“江伟琏”的记者，却有了一位名为“江平”的法学家。造化弄人，此言得之。
由于江平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时间只有半年，笔者曾千方百计联系几位燕京大学新闻系1948级的同学，但他们对江平印象不深。对江平这半年了解最多的，依旧是来自崇德的校友们，如庄守经、李伯康等人，尤其是燕京大学“高唱队”的一些成员。
江平在燕京大学的半年中，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一边倒的变化。而江平作为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成员，亦时刻为迎接解放战争做准备。至于学业，倒无暇顾及，短短一学期中，只能依稀记得张隆栋老师的“新闻学概论”课。
在燕京大学报到之前，崇德中学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已经告诉江平如何跟燕京大学的地下组织接头。江平入学报到之后，和燕京大学地下组织对上接头暗号之后，他与组织便接上了头。在地下党的引导下，江平在燕京大学参加一些进步的学生社团，比如黑白社、高唱队等。
黑白社的主要活动是社员隔三差五集会探讨时事。其中，讨论共产国际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的一节，给江平留下深刻印象。江平回忆说，崇德中学时的相对封闭与燕京大学对于国际时事政治的关注，形成鲜明对比。而在当时，江平正处在对知识和信息充满渴求的年纪。因此，这种对比本身，对江平的人生视野产生强烈冲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冲击重塑了他的人生观。
作为燕大学生，江平在燕大最重要的革命经历是参加1948年12月的“护校运动”。当时，解放战争已经打到北平西郊，江平等人在地下党的组织下，组成护校队日夜巡逻，防止燕京大学受到国民党残兵败将的破坏。
参加“高唱队”对江平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高唱队”是以合唱为主的进步社团。1949年3月，正在燕京大学迎来第二学期的江平禁不住革命形势的诱惑，准备报名南下参军。但出发的前夜，上面一纸指示，“高唱队”成员全部留下组成北平市青年文工团。因此，江平的命运发生大转折。
此后不久，燕园很快解放。1月31日，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北平城亦和平解放。当时，江平等还以“高唱队”的成员身份，被抽调组成燕京大学迎接北平解放文艺宣传大队，专门进城参加欢迎解放军入城仪式。
燕园解放后，随即停课。北平解放后，江平等亦期待着能够为革命出力。1949年2月底，平津各大报纸登出招南下工作团成员的启事，江平踊跃报名并被录取。由于要南下，为了南方家人的安全，江平响应革命号召，放弃“江伟琏”的本名，改名“江平”沿用至今。为什么会改名为“江平”呢？当时江平为新名字苦苦思索，不得其解，地下组织负责人建议：“你一直住在北平，北平……北平……有了，你就叫江平吧。”

抽调组建文工团
南下工作团定于1949年3月6日启程。江平做好一切准备，甚至开始盘算自己会在哪座城市停留下来，投身人民革命政权的建设中。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临出发的前一天，上级下令原“高唱队”成员全部留下，组建北平青年文工团。这是江平人生中又一次关键的转折。他若真南下从军，命运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很难说。
3月6日一大早，江平一行即被大卡车送往东长安街8号市青委报到。报到次日，即前往“北平市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二十天后，学习结束，江平等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批团员。如今“团派”吃香，掐指算来，江平也算是“团派”元老呢——在好几次讲座中，江平本人便这么幽默地谈及这段经历。
此时距离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半年多时间。这也是江平等青年文工团成员总说他们“早于共和国半年成立”的原因。
青年文工团的作用是什么？按照当时团长李伯康的说法，北平市青年文工团是“北平解放后的第一支革命青年文艺工作队伍”。文工团最主要的功能，是参加新政权成立前的各种庆典表演，用舞蹈、独唱、大合唱、扭秧歌等方式，烘托气氛。
之所以能够让像江平这样并无专门音乐训练的人来组团，极为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百废待兴，人才奇缺。可谓“矮子里选将军”，新政权的组织者们无人可用，尤其是大部分工农兵都不擅长文艺的时候，像江平这样参加过合唱队的地下党外围组织成员，政治上可靠，业务上也还过得去，无疑便被新政权看做是有文艺特长人才并委以重任。
而青年文工团在半年后便被解散的命运，也正说明了这一点。较之专业文工人才，江平们的文艺才能实在业余；但在专业文工人员集中之前，他们的文艺特长倒也能救急。用李伯康的话说，他们“在北平解放初期的革命文艺宣传工作中留下了自己的战斗足迹”。
青年文工团的生活艰苦但充实。据李伯康回忆，“我们刚搬进绒线胡同45号时，那里只是个空院子，没有家具，没有床，大家在地上铺稻草打地铺。全团只有一张办公桌、几个条凳，学习、开会都坐在地上。日常伙食是窝头、高粱米、熬菜等。院子脏乱，大家自己清理住处，打扫卫生，轮流值日。天还很凉，都用冷水洗脸、洗衣服。全团有两辆自行车，是专给出去采购、办事的人用的。出去开会、听报告、小型演出，都走着去。”“经费少，就自己画布景、制作道具，演出服装都是从旧货市场买来旧衣服，由女同志自己动手改制。”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江平等近七十人，在这里度过自己革命初期的岁月。
据李伯康讲，江平在青年文工团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即每天大清早敲锣叫大家起床。“当时团员们虽然经过青训班的学习，但跟正式的部队和干部还是不一样，没有他们的那种训练，有点散漫，纪律性不强。原来早上吹哨起床，很多人都起不来。后来不知道是谁想出的招数，就让江平敲锣。每天他都起得很早。要不给他任务，他也会睡得很实；可是给他任务后，他就起得很早，起来后就拼命敲锣，直到把所有人都叫醒。”
经过简短的排练，江平等在四月下旬迎来第一次演出。当时，市青委书记李昌调往上海工作。江平等带着第一批排练的节目，在东长安街8号首次演出，欢送李昌南下。
据江平的团友、后来在北平体育分会的同事张青回忆，“正欢送的时候，听到街上叫卖‘号外’。大家窃窃私语问怎么回事。舞台上就有人宣布好消息：解放军过长江了。于是，我们终止欢送会，都跑到楼底下，跟人流在一起联欢，大家高唱《大旗一举满天红》，特别带劲。”
五十多年后的2003年，江平在山东青岛参加修宪会议时，巧遇著名经济学家冯兰瑞。而冯兰瑞正是李昌的夫人。江平趋前问候并告诉冯兰瑞：“李昌同志还是我第一个领导呢。”
据李伯康回忆，青年文工团在短短时间内，排练出数量可观的节目：合唱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打得好》、《跟随毛泽东前进》、《淮海战役组歌》、《工人阶级万岁》、《铁路工人之歌》等；舞蹈有《工人舞》、《进军舞》、《火炬舞》、《光荣灯》等；独幕剧有《师徒之间》、《取长补短》；小秧歌剧有《夫妻识字》、《小放牛》等。除此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自创节目。“由于节目多，人手少，常常要一个人顶几个角色，有的同志放下乐器就去演唱，接着又上秧歌剧。搞美术、音响的也要当演员。演员在开演前，一起布置舞台，演出后，还得一起拆搬灯光道具。”
在青年文工团半年里，江平随全团参加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演出：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胜利闭幕，江平等排演当天晚上的庆祝晚会，第一次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新政权领袖；7月1日，全团去先农坛体育场，参加庆祝建党28周年群众大会并演出……
先农坛的演出，让文工团的每位成员都记忆犹新。在简陋的先农坛体育场，文工团成员在突发的雨中完成演出；而主席台上新政权的政要们，亦拒绝工作人员递来的雨伞，在雨中观看完全部演出。领袖们亲民的作风，令青年文工团的团员们留下深刻印象。雨过天晴之后，郭沫若的赞美诗突然响起，江平等人近距离目睹郭沫若如何为毛泽东和他的新政权大唱赞歌。演出结束后，江平等步行回到驻地，又困又乏，连脸上化妆的油彩都没来得及洗就和衣而卧，翌日起床，文工团院内柳绿花红。
演出并不是每次都成功，江平就曾弄砸过一次。4月初，青年文工团应命前往北平市人民广播电台，录播大合唱《我爱人民的新中国》，作为北平人民广播电台的开播序曲。指挥把领唱的任务交给江平。江平很纳闷为什么会点他的名，甚至有点胆怯。但江平安慰自己：连革命都不怕，还怕合唱吗？于是他就大胆地领唱。谁知道，这一开口，立马就跑调，整个合唱也因此推倒重来，年轻的团友们忍不住泪流满面。张青说：“那时候大家都说文工团眼泪多，演得好哭，演得不好也哭。”
尽管团友们并未责备江平，但他依然无地自容。团友张永经在回忆青年文工团的文章《悠悠往事在心头》中写道：“四月初，我们应邀到六部口北平人民广播电台作了一次实况转播。首先是大合唱，第一首歌是《我爱人民的新中国》。歌词第一段大体是：‘我爱人民的新中国，新中国伟大坚强，它有广阔的田野，有无尽的宝藏。’可是在实况演播时，有一位同志忽然放了‘一炮’，即众人还没开口，他就抢先唱了一句。显然大家紧张，有些美中不足，但还是得到电台人员的夸奖。”张永经甚至在团庆五十年上朗诵诗歌《放歌五十年》时，还提及江平的窘状：
大约是四月初去电台直播，
大家兴高采烈高唱工人阶级，
突然间江平放了一个响炮，
大煞风景，在当时是过于积极。

这次经历击碎了江平唱歌的自信。时隔多年后，江平忆及这次经历时还说，“唱砸歌这件事使我明白，我是没有文艺细胞的，所以最后终于走上和文艺截然相反的道路——搞法律。后来，我乐器也都学一些，手风琴曾每天都拉，但就是左右手永远合不起来。小提琴也买过，但调老调不准。经济条件富裕了，也买了一架钢琴，倒不是故充高雅，更不敢和青年文工团的团友尹仪芝这样的高手攀比，只想当做自己休闲娱乐的一种工具，但总不见长进，也只好自己最终给自己下个结论：缺少音乐细胞！”
其实，这种失败的经历在所难免。李伯康指出，在整个青年文工团，大部分团员都没有自己的专业特长，基本上都是靠热情支撑他们的演出。“那时候学生比较单纯，学校参加那么久学生运动，都认为来青年文工团就是真正以革命为职业。既然如此，那就没得说，所有个人利益都抛后头，组织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打心眼里愿意真心干好。”李伯康说，“但全团看上去五六十人，可是真正有演出的时候，人手也不够，每个人都是多面手，叫唱歌就唱歌，唱完歌又去扭秧歌，哪儿缺人去哪儿。当时都很有热情，江平就是这么一个人。”
然而，演出并非靠热情即可，出现失误自是难免。“江平和我们一样，属于什么都愿意干，但在文艺上没有明显特长，属于文艺爱好者，一般的演出也能对付。”在李伯康印象中，“那段时间的相处，我觉得江平就是一个很热情很单纯的小弟”。
演出中也发生一些事情，让江平等“小革命”们想不通。参加政协筹备会胜利闭幕演出前，全团人员排演《大团结舞》。这个舞蹈的创意之一，就是在舞台上用大红绸子组成“自由”、“和平”、“民主”、“团结”八个大字。然而演出前，上级却下令取消“自由”。这让江平等人很费解：“当时我们就在想：按照笔画来说，‘自由’和‘民主’、‘和平’差不多，取消的原因肯定不是艺术上的瑕疵，可能是政治上有缺陷吧？但这既然是上级的决定，大家还是服从，不就是少跳了两个字嘛！”
即便有这样那样的插曲，整体来说，江平在青年文工团过得很开心。2008年10月，江平应文工团团庆60周年组委会约稿，在《三年内人生的三个转折》一文中写道：“在文工团里最大的乐趣就是和我们团里的几位同志每日看着地图插红旗。在渡江战役之前我们文工团就成立了。随着渡江战役我们也忙坏了，每天按报纸的报道寻找地图上的每一个地名。那时地图也小，地名也不很全，为找一个刚解放的县名还要认真看，兴趣盎然，似乎我也随着南下工作团在前进，也不知道原本我会在哪个地方停留下来，停止前进。”
这么一支朴素但富有激情的文工团体，为新政权成立前的黎明暖场。然而半年后，正当文工团上下慢慢找到感觉时，市青委认为解放后各行各业急需高素质人才，而文工团成员文化程度普遍比较高，决定撤销文工团，“留下少数同志改组为团市委文化艺术部，负责指导基层组织开展青年业余文艺活动。多数同志可以参照大家的意见重新安排工作，年纪小的同志可以再去学习”。
江平对这种理由并不认可。“好听的说法是把这么多的大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集中在这么小的文工团里，每天就蹦蹦跳跳，确实造成人才的浪费。现在国家急需人才，应当把这些人放到社会里更广阔的地方去锻炼、培养。而不好听的说法是把这么多的大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集中在一起，臭味相投，接触不到工农群众，小资产阶级气味得不到改造，不利于知识分子的成长。我更相信后者。”
尽管文工团上下对撤销青年文工团的决定颇想不通，但当上级晓之以革命大义，尤其是提出革命以服从为天职时，江平等就不好再说什么，只好服从分配。
就这样，尽管千般留恋、万般不愿，青年文工团在存在半年后即被撤销。江平被分配到对外称为“北平体育分会”的北平团市委军体部。
转战体育分会
离开青年文工团，江平转战北平体育分会。从音乐到体育，江平的人生再次发生大转折。由于江平在崇德、燕京时就热爱体育，因此对从事体育工作，他没有表现出半点不乐意。
在北平体育分会，江平的顶头上司是燕京大学校友杨正彦，唯一的同事是青年文工团的团友张青。
据张青介绍，北平体育分会的任务，按照其章程规定，主要是团结教育广大体育工作者和体育爱好者，而“团结教育”的所谓体育工作者，主要是全北平的大中学体育老师和民间的武术爱好者。
体育分会的第一项工作是先吸收所有体育老师和武术爱好者为会员。张青回忆道，“包括清华大学全国很有名的马约翰教授在内，还有很多大中小学体育老师都来登记，全市前后登记的会员有八百多人。我和江平一人办登记手续，一人发会员卡。”
在张青的记忆中，体育分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展开对全市体育教师的培训。“在摸清底子后，我们发现八百多体育老师中，既有各大学体育系的专家，也有中小学的体育老师。而这些体育老师也是良莠不齐，有些确实没有学过体育，不会上体育课。所以，北平体育分会就办体育教师培训班，通过每周一次讲座的方式展开业务培训。”
按照张青的说法，她和杨正彦、江平都曾为全市体育教师讲过课。当然，除了他们之外，也请马约翰等体坛名宿亲自出马。张青忆及江平讲课时的细节：“江平一边讲、一边比划。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们会在主席台上摆个凳子，他就站在凳子上示范每个动作。”
这些工作说起来简单，但江平和张青需要处理的事情还是很多。

在每位老师讲课前，他们要主动征询讲课老师意见；如果有讲课大纲，要油印好分发给大家；要开会，他们就把通知油印好，装到信封里骑着自行车一家家送。
后来，体育分会开始办一份八开的《北京体育小报》，宣传体育界的动态。这份报纸也是江平和张青一道编辑的。除此之外，江平和张青还编了一本叫做《北京体育》的书，把历次讲座中的内容整理出来，

面向全国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举国上下逐步掀起学习苏联的热潮。1950年8月中国体育代表团访苏，带回一些苏联“劳卫制”的俄语材料。据张青回忆，“体育分会有个叫杨烈的女同志是代表团成员，她带回来一份‘劳卫制’章程。我和江平就跟她借过来，研究它们的标准和做法，看苏联如何把劳动与卫国体育结合起来，供中国制定类似标准时参考。”
借过来好说，但是如何阅读呢？张青和江平都不懂俄语。在对俄语不甚精通的情况下，江平借着俄汉词典，硬着头皮把关键信息翻译成汉语。张青回忆说：“江平开始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后来北京四中有个叫段炳晨的体育老师，自告奋勇央求他们学校的俄语老师。这个老师的父亲是研究中国问题的苏联专家。他不懂中文，但是他看得懂‘劳卫制’的材料。看完之后，就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比划，比划到后面，就爬在地上跑。然后，这个俄语老师说，这是‘匍匐前进’，告诉我们。江平就按照这些示范并借助词典，勉强将‘劳卫制’标准翻译出来。”
为什么说江平对俄语不甚精通呢？他在青年文工团的时候，按照统一的要求，曾学过一些简单的俄语。对于这段学俄语的经历，张青忆及，“那时候，市委宣传部在一个小礼堂里统一请人教俄语。每天六点半，我们就起床走着去上课。学习材料有北大编俄汉对照的《联共党史》，要求大家背诵。学完俄语回来，就在青年文工团的墙上四处写，以便强化记忆。”但毕竟这种学习不是他们的主业，很不系统，成效也不大。张青说：“我们学完俄文，也就限于知道几个单词，比如说像‘同志’，等等。我们也不会跟人讲理，连骂人也不会，顶多说人家，‘你是一支铅笔’。”

在翻译“劳卫制”的过程中，江平在清华外语系毕业的二姐也成了他的帮手。据张青回忆，登在《北京体育小报》上的一些苏联游戏，都是江平找他姐姐帮忙翻译成汉语的。
曾与江平短期共事，并在后来全面接过江平工作的周恒崎说：“我是1951年3月从团市委组织部调到军体部的。暑假之前，江平一个人搞了一套暑期体育锻炼标准。江平挺能写，我去体育分会时，他刚搞完《1951年北京市学生体育锻炼标准》。这个标准参照‘劳卫制’，规定体育锻炼的力量、速度、耐力、灵巧这四项标准，要求每个年龄段的青少年都要全面发展。江平后来还编写过一本《体育锻炼手册》，写明每个项目的锻炼方法，还画了很多小人作为插图，比如双杠中的曲臂、单杠的引体向上、俯卧撑等。”1951年暑假之前，北京市团市委召开专门会议，将《体育锻炼手册》下发并要求各大中小学落实。此时，江平已经确定奉派去苏联留学，剩下的工作便由周恒崎接手了。